程红兵：怎样找到为师的幸福之道？
你是否也曾不甘于当一位教师？你是否感觉职业的上升前景遇到瓶颈？你是否觉得当老师真是越来越累了？
程红兵年轻时也曾发出迷茫的呐喊：是教师选择了我，我并没有选择当教师。
是什么改变了他？他的身上又有哪些特质？
不妨一起听听程红兵的5个故事，从他的漫漫教育路里，也许你能找到为师的幸福之道。
01
1982 年 7 月江西师范学院毕业 ，我被分配到江西省上饶市第一中学担任高中语文教师，后来又兼任班主任，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。
其实我原本是很不愿做老师的，当上教师纯属偶然。读小学、中学的时候就一直是学生干部，当了多年的小老师，而且那个年代老师是没有多少地位的，置身其中太知道老师的甘苦。
所以，1978 年报考大学，填报志愿的时候，我尽量避开师范院校，一共 10 个志愿，江西师范学院是第8志愿，实在是因为当时文科没有什么学校好填才填了它，谁知道就被录取在江西师范学院。
到了大学里，一看图书馆居然有那么多的藏书，当时的感觉就是老鼠掉到米缸里，于是废寝忘食地走进经典，当时的想法是要么当作家，要么做大学教授，读书，学英语，准备考研，偶尔也写小说。文史哲样样爱看，惟独不爱看教学参考书。1982 年 8 月在梦还没醒的时候，却一头栽进了中学教师的行当里，心里有许多委屈，有许多不平，是中学教师选择了我，我并没有选择中学教师。
走上讲台，带着几分离经叛道，带着几分驳杂的讲课，却使我走近了学生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渐渐感觉到我已经不能自拔。
学校真好，可以看书，看很多自己想看的书；教书真好，跟孩子们讲一些自己感兴趣的、 学生也感兴趣的东西，这是十分快乐的事情。
02
不断写文不断被拒，在磨砺中发出第一声呐喊
我的第一声 “呐喊 ”，是在 1987 年，那其实纯属偶然。
因为第一次评职称要有论文，于是赶紧发奋，洋洋洒洒写了 5500 字，题为《对高师中文专业教育的反思》，以一个 “过来人”的身份回头看师范大学的教育，火药味很浓，批评多于建议。
投给《江西教育科研》，编辑大概以为还有价值，于是又转给了《江西高教研究》，没多久就发在1988 年第一期上。 一时间我昏了头，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。
以后就一头扎进书山文海之中，写就不少自鸣得意的文章，然而，一年之内，毫无所获，一文未发，所获的是一封封退稿单和我的“大作”。
天生属牛、生性执拗的我，就这么固执地写下去，不断地投出去，在不断地投寄、不断地被退回和不断地修改过程中，自己也朦胧地感觉到：我在长进。
大概老天爷对我的考验限期是一年，一年过后我的文章开始见刊了。我用自己的眼光审视中学语文教学，这期间我其实主要是一个“批判现实主义者”。
我的批判涉及语文教学领域的许多方面，写了一些与语文教学界的 “大腕 ”商榷的文章，也许是年轻气盛，也许是缺少城府，当时我无所顾忌，真诚地袒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。
这些后来都收集到《语文教学的人文思考与实践》一书当中。也就是1996 年，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著作《语文教学的人文思考与实践》，当署着自己名字的崭新著作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，第一本专著就如同我的第一个孩子。后来，我虽然陆续出了许多书，却不再有当年的那种激动。
03
于漪老师是我从心底尊敬的先生。记得 1991年我在江西曾给于老师写了一封求教信，写的时候有几分忐忑不安，信发了，人也就释然了。谁曾想，没多久就接到于老师的回信，当时我激动不已，于老师的勉励至今依稀记得，这封信仍收藏身边。这一次算是初次交往，当然是未曾谋面的。
1994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从上饶调到了上海，“乡下人”进入大都市，有些“水土”不服。先生不知怎么知道了，托人捎信给我，请我到她家坐坐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我又是高兴，又是担心，平生不善交际，见名人，生怕无话，难免尴尬，心生许多压力。恰逢先生在《语文学习》发表《弘扬人文，改革弊端》一文，于是以此为由准备了许多问题。
先生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，精神矍铄。也不记得开始怎么说的，单知道没说几句话，我的拘束就无影无踪了。我就语文教育的人文性向她提出了一些问题，她不紧不慢作了耐心细致的回答，不时插几句：“你看呢？你怎么想？ ”总是把我作为平等的谈话对象。 后来先生向我谈起她走过的路，她的感想，她的体会，听她娓娓动情的叙述，我悟出了先生的良苦用心：树立自信，勇敢地走出困境。
以后浦东新区教育学院和建平中学都聘请先生作为我的导师，我成了先生的关门弟子。1996 年学校和新区报我为特级教师，先生很为我高兴，有人以年纪轻、1995 年刚破格评上高级教师不久、江西老区调来等诸多理由为据，提出异议。先生慷慨陈辞，力排异议。我与先生非亲非故，何以如此提携我？
先生深情地告诉我：推你上去，决不是为了你个人，这是事业的需要，我们已经老了，事业应该后继有人，新世纪需要你们一代人支撑。
04
在自己的语文自留地里大胆创新，在每日的课堂上突破变革
作文著书，都是在课余时间里进行的，课堂里我在自己的自留地（自己任教的班级）播种、耕耘，日积月累也留下了不少东西，这些是按照自己的思想操作进行的，很有些个性色彩。
我是这样想的：观念思想固然重要，但如果一切仅仅停留在理念的层面上，显然也是不够的；再者批判固然重要，但如果一切仅仅停留在批判上也是不够的，很显然还必须建设。基于这样的认识，我开始从“批判现实主义者 ”走向 “建设现实主义者”，追寻终极目的。
我以为，语文教学要传授语文知识，培养语文能力，但更为重要的是应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。于是围绕着在语文教学中塑造学生的健康人格，我开始了系统建设，撰写并发表了系列论文。 我主持的课题“自主探究性语文学习模式研究”获国家教育部有关部门批准，立项为国家级课题，最后通过专家验收，顺利结题。
我在自己的班级里开展很有意思的实验：让每个学生每个月读一本文化名著，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、茨威格的《人类的群星闪耀时》、房龙的《人类的故事》、李辉的《风雨中的雕像》、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、 罗曼·罗兰的 《约翰·克利思朵夫》、培根的《培根论人生》、卢梭的《爱弥尔》、朱自清的《经典常谈》、宗白华的《美学散步》，还有《歌德谈话录》、《时间简史》、《别闹了，费曼先生》……
就这么一本一本地读下去，要求学生每周作书摘笔记，和大师对话，写眉批感想。每月写一篇书评或读后感，用一、二节课时间来讨论，互相交流、碰撞，不时有思想的火花闪耀出来，这是文化的积淀，这是思想的熏陶。
我要求每节语文课由一位同学（按学号轮流）介绍一首诗，然后全班同学用三分钟左右的时间把它背下来。一个月一本书，一节课一首诗。我让孩子们收看中央电视台 《焦点访谈》节目，看着看着，把家长也吸引到电视机前，一家三口围绕电视内容争论不休……
学生在随笔中说到，阅读文化名著是点亮一盏心灯，收看《焦点访谈》是打开社会之窗。
几年来我所任教的学生，无论是高考成绩，还是作文竞赛，无论是知识结构，还是综合素质，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作为一个批判者固然不易，但毕竟有一份潇洒和痛快，自由地挥洒自己的思想。
而作为一个建设者其实更为艰难，因为没有那份潇洒痛快，却有着背负行囊长途跋涉的感觉。为了不至于过于寂寞，我依然像先前一样，在旅途中不时地“呐喊”几声，以壮行色，张开大嘴向前奔跑。
我在我的课堂教学中也力求体现我的个性，因而我的课赢得了我所任教的每一届学生的好评。我多次为国家级、省市级骨干教师上示范观摩课。
05
为谁而教？为谁而改？关于教育的终极思考不能缺席
1996 年我被评上特级教师之后，冯恩洪校长提拔我为建平中学教科所副主任，其时还没有多少不好的感觉，只觉得减去一个班的工作量，多了一些思考教育的时间。以后发现其实不然。2003 年我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重大转折，建平中学校长冯恩洪义无反顾地要去搞民办教育，辞去校长职务。
经过一系列的考察过程，让我当校长。随着职务的升迁，责任越来越重，压力越来越大，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越来越少。
回首这些年来的从教生涯，我有一个明显的体会，无论怎样，思想不能缺席，教育需要价值思想。
思想是什么？思想是附着于外物、附着于行为的，关乎价值、形而上的内在。思想从终极上思考：外物为谁而存在？行为为谁做？ 为什么存在？ 为什么而做？
我们不断地进行教育改革，我们不断地进行技术操作层面的变化，我们是否思考过，我们为谁而改？我们为什么改？是为教师而改？还是为学生而改？是为知识而改？还是为改而改？改的意义何在？价值何在？
任何改革的背后都有理性，有的是工具理性，有的是价值理性。
任何教育行为背后都有理性，或者是工具理性，或者是价值理性。
当有关教育的理念蕴涵在一个个具体的教育物当中，蕴涵在一个个具体的教育行为中，它就是教育思想；当这些理念成为一种标语口号，成为一种标签， 随处张贴、随时呼喊， 那它就不是思想。
我发表过很多批判基础教育的文章，我也深感到我们不能自说自话，这是我们话语能力丧失的一个显现。我们习惯于跟风走，我们喜欢讲模式，我们更多的是关注技术，关注操作。在语文的圈子里，我们很少听到充满哲学意味的思想话语，于是思想的缺席是自然而然的了。思想的缺席，使我们发育不良。缺乏醍醐灌顶的思想启蒙，使我们的群体发育不良。
思想的缺席，是最可怕的缺席，因为思想的缺席是灵魂的缺席。